黄南藏族自治州的招商投资小规模纳税人税收的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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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长安路新增经营户三年内免交工商税收；行政协议是行政机关基于行政裁量权与行政相对人协商一致而形成的，在不存在无效情形时，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必须全面遵守和履行行政协议约定的各项义务。安丘市政府主张行政协议无效，实际上是要通过行使行政优益权单方解除行政协议。但是，行政优益权的行使必须符合法律规定，非因公共利益需要或国家法律政策发生重大调整，行政机关不得行使行政优益权单方变更、解除合同。安丘市政府主张涉诉合同书中的优惠政策应当以长安路道路建设成本为限，但安丘市政府的该项主张已经对于合同的具体条款作出了限缩解释，减损了协议相对人的合同项下应获得的利益，属于不当行使行政优益权。另外，安丘市政府也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税收优惠超出道路建设成本会导致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的事实。故对安丘市政府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
三、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主体及权限来源
我国税收征管法第三条明确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擅自作出税收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和其他同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决定。”据此规定，能够制定减免税规定的主体和形式只有两类，一个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制定法律的形式制定税收优惠政策，另一个是国务院通过法律授权制定行政法规的形式制定税收优惠政策。在此严格的税收法定主义体系之下，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以及地方各级政府部门只能在法律、行政法规的授权下制定税收优惠规定的具体规定。
而在实际立法实践中，国务院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在具体制定税收优惠政策上也游走在违反立法法、税收征管法所确立的税收法定原则的边缘之上。例如，国务院大量存在通过制定规范性文件而非行政法规的方式制定税收优惠政策的现象，这与税收征管法的规定相违背；财政部、国税总局存在依据某一税种税法的授权制定税收优惠政策的现象，这一情形主要是由于税收法律的授权存在问题所导致，即税法没有授权国务院而是直接授权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实施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这与立法法的规定相违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根据行政法规的授权制定税收优惠政策，这一现象实际上反映的问题是国务院根据法律的授权在制定行政法规时就税收优惠政策的规定转授权给了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而我国立法法明确规定禁止授权立法的转授权行为。
四、税收优惠行政合同行为的有效性分析
地方政府在实施招商引资或者鼓励企业进行市政建设过程中，更多地会采用与企业签订行政合同或者通过行政允诺的方式，约定相关税收优惠政策来吸引企业参与到地方建设中来。行政合同与行政允诺尽管都属于行政行为，但仍然存在较大差别，主要体现在行政行为的成立要件、有效要件和生效要件方面。在税收优惠或招商引资行政合同的有效要件方面，核心要考察主体适格要件和内容要件，即行政主体是否具有执法权限和执法依据的问题，而这一判断因素与税收优惠行政允诺行为的有效性因素是一致的。易言之，地方政府在与投资方签订行政合同中约定给予投资方或被投资企业税收优惠待遇的内容不能够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及国务院、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已经制定的税收优惠政策规定，不能超越权限制定税收优惠政策，否则其有效性也会面临严重瑕疵。
五、税收优惠行政行为争议解决的法律救济途径
地方政府“违约”或“不兑现”税收优惠待遇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地方政府作出的税收优惠承诺行为本身的效力存在严重瑕疵，地方政府基于控制执法风险的主观因素或地方税务机关不予配合的客观因素等原因拒绝向相对人实际给予优惠待遇；另一个是地方政府主动违反其约定或承诺。对于这两种情形，投资方或被投资企业均可以采取合法、有效的途径和程序救济其权益，但救济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政府行政行为的有效性上。本文主要针对税收优惠行政行为存在明显重大瑕疵时的救济途径展开分析。
如果地方政府作出的税收优惠行政允诺行为或行政合同行为超越了现行税收优惠政策的范围、违反了税收法定规则的，则地方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在效力上处于可撤销或无效状态，行政相对人将很难通过启动履行之诉来维护自身权益。在2016年9月13日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税收优惠行政允诺案件中，原告企业诉请法院判令地方政府履行优惠承诺，法院经审理后以地方政府所做出的税收优惠行政允诺行为违反了税收征管法第三条为由认定该行政允诺不发生法律效力，遂判决驳回企业的诉讼请求。
以上这些行为都属于自欺欺人的表现，也许可以躲得过一时，但当税务稽查时，也难逃其咎。那我们认为，作为合理合规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在安全合规的前提下，助力企业高效发展，必须具备以下工作原则：
首先，一切的利用黄南藏族自治州税收优惠政策，不过分解读，不乱用，在安全合规的前提下，助力企业高效发展。都应当确保公司未来经营在财税领域合规合法。虽然不同公司对于合规合法的理解和接受程度有差异，但我们认为不能挑战现有的税法和相关法律；
也就是说所有选择的方案，其实是“两害相权取其轻”，风险与成本、企业纳税压力的平衡。企业既要合规核算，又要少交税，甚至不交税，还要没风险的方案是不存在的。
合伙企业的投资收益适用穿透原则，但对于合伙企业尤其是以投资为主业的有限合伙私募基金，在企业对外投资时发生的各种费用（包括管理费、托管费、基金服务费、销售服务费、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及账户开户费用、基金备案后与之相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合同文件制作、印刷费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本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资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是否可以同步按比例穿透分回给合伙人，我国税法的规定却存在不合理性。
今年召开的历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已有十多次提及税收，内容主要集中在落实减税降费，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强化税收政策激励，助力创业创新；提升税费服务便利度，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